導讀／林金源 經濟系副教授

經濟學有一領域叫制度經濟學，它認為影響社會長期經濟表現的首要因素，是該社會各種有形、無形的制度。好制度導致「人盡其才，地盡其利，貨暢其流，物盡其用」。拙劣制度阻礙經濟發展，理應被改革，但它能否被改革，則視改革誘因是否大於改革所需付出的成本。劣制如果盤踞不去，最後改變它的方法可能就是戰爭或革命。

常拿「能否用數字管理」判別一國是否先進的歷史學家黃仁宇，他解讀、分析歷史的角度，與制度經濟學非常接近，因此引起我的注意。

萬曆十五年是無足輕重、毫不起眼的一年。但在這平凡一年中，瑣瑣碎碎的小事，卻預告著大明王朝制度的缺失與僵化。劣制一旦缺少創新、改良的動力，小問題就會累積成無解的大問題，王朝只好步向滅亡。

黃仁宇甚至覺得萬曆十五（1587）年的中國，與鴉片戰爭（1840年）的中國相差無幾。政府面對的問題，諸如財政無法核實、技術不能開展、軍備效能極低等，幾乎一模一樣。由此觀之，西力東漸後註定中國必敗無疑，因為制度問題拖延了253年仍未解決。黃氏說：後人只責備道光帝、李鴻章，不但無補於事，也走不出陰暗的歷史隧道。

我不同意1587-1840年間中國的制度沒有創新、變革之說，因為若真如此，如何解釋長達120年的康雍乾盛世？但黃仁宇對鴉片戰爭後，中國如何從一盤散沙，痛苦蛻變成現代國家的描述，則屬公允之論。

簡言之，直到民國肇造，中國仍未出現可掌控全局的中央政府。國民黨雖結束軍閥混戰，創造了約略可掌控全國的高層機構，但此機構全靠城市經濟維持，該黨仍無法有效指揮農村。繼之而起的共產黨，在農村創造新的低層機構，在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敷設了制度性的聯繫，至此中國才勉強成為能夠管理的現代國家。

黃氏的分析架構很寬廣，具有普世性，名為「大歷史」也算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