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2004/12/06

【翰林驚聲】社會壓迫同性戀的同時,也同時壓迫他們的父母

對大部份大學而言,同志社團仍處於地下化,為什麼呢?同志諮詢熱線義工陳同學回答,交出社團名單給學校會使同志身分曝光,對同志壓力很大,也可能影響校內工讀機會。

【記者葉正玲整理�陳震霆攝影】聽見「同性戀」三個字,你腦海中最先浮起的念頭是什麼?是一大堆的問號,還是因為不了解,而隱隱覺得恐懼?同志的愛,在台灣是隱晦、私密、弱勢的,尤其是在新聞媒體的報導建構下,同志更被世人投以奇異的眼光。

我以三立電視台的一則報導為例,它的標題是「女同志公園約會,上演火辣舌吻」,以遠處偷拍的方式,觀察一對女同志在公園的親暱舉動,記者使用「女同志公然出沒」等歧視字眼,以驚悚樂為配樂,並解釋身材壯碩者為「T」,婀娜多姿者為「婆」,帶觀眾一起分析這對女同志。

在新聞的建構下,公園不只是公共空間,更是屬於異性戀男性的空間,女同志公然調情似乎顯得很「驚悚」,我認為,在這樣的新聞裡,同志空間明顯地受到壓迫。再者,其實女同志中的「T」、「婆」並不受限於身材外型,也沒有絕對的二分法,跟男同志的「0號」、「1號」一樣,都是媒體所賦予的刻板印象。

外界對同志的不尊重,我們從其他新聞事件也可了解,例如之前的「金甌女中髮禁事件」,學校規定女生頭髮不能短於十五公分,理由是「希望學生都能有淑女的樣子」,此事件造成同志團體的反彈、抗議,因為對女同志「T」而言,短髮具有性別象徵的意義,就像男生會剪短髮是相同的道理,但最後卻不了了之。

解嚴後,同志運動是所有社運中最晚開始的,從前的同志必須戴上牛皮紙袋,才能出現在鏡頭面前,十二年前同志聯盟成立後,開始慢慢走上街頭,不再是地下化的組織。2004年同志大遊行才剛落幕,全台兩千名同志齊聚台北,雖跟柏林兩百萬人的同志遊行差距甚大,但台灣同志運動已有顯著進步。

要了解同志的各種面向,我必須從同志運動發展史開始談起。十年前,台大正式成立第一個男同性戀學生社團,相當具有指標性,但對大部份大學而言,同志社團仍處於地下化,為什麼呢?同志諮詢熱線義工陳同學回答,交出社團名單給學校會使同志身分曝光,對同志壓力很大,也可能影響校內工讀機會。

約在民國86、87年時,我看到媒體上出現很多青少年同志跳樓的新聞,可見青少年同志有很大的壓力,感情受創時,不能告訴同學、父母,撥打生命線或張老師,得到的回答卻多是:「跟異性交往就不會那麼辛苦了。」這樣錯誤的認知造成許多悲劇,故我們在1998年成立「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提供同志或同志父母電話諮詢服務。

多年來,熱線接了無數通同志父母打來的諮詢電話,因為感受到他們的焦急和悲痛,我們在2003年出版《親愛的爸媽,我是同志》一書,在社會壓迫同性戀的同時,也同時壓迫著他們的父母,無論是媒體形塑出來充滿社會問題的同志形象,還是教育體制中對於同性戀被忽略的漠視,都讓父母們承受了說不出的苦,經由這本書,可讓父母更加了解自己的同志兒女。

一直以來,同志被貼上愛滋病高危險群、性行為氾濫、愛參加「轟趴」等標籤,其實根據統計,在國內愛滋病患者中,異性戀者的比例高於同性戀,義工阿延說:「幼稚園時我就喜歡上男生,因為聽說同性戀會得愛滋病,所以從小就擔心自己有一天會生病死去,後來發現根本就是媒體的誤導,同性戀不等於愛滋病。」

大多數同志在摸索的過程中總是很辛苦,義工陳同學現身說法表示,國中時就開始覺得自己有同志傾向,但書上對同性戀的定義卻是「對同性不間斷的性幻想」,讓他對同志的定位越來越模糊,直到跟一對龍鳳胎交往後,他發覺喜歡的是其中的弟弟,才確定了自己的同志身分。

義工許欣瑞談到,在他出櫃後,很多朋友就希望他能喜歡女生,但性向無法改變,就像叫異性戀者去喜歡同性是一樣的道理。許欣瑞又表示,其實,同志只是害怕外界異樣的眼光,如果能以正常的角度看待他們,那麼同志也不會覺得自己是「變態」了。

我常被問到,他們如何確定自己是同志?這個問題似乎隱含了「視同性戀為不正常」的態度,似乎從來沒有聽過「確定自己是異性戀嗎?」這種問題,因為社會認為喜歡異性是理所當然的,我認為,其實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一樣,性傾向只是人的一部份,這是在面對「是不是同志?」前該有的態度。

NO.592 | 更新時間: 2011/08/16 | 點閱: 1392 |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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