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記憶的動物，而歷史就是記憶，因此，人也就是歷史的動物。然而，這樣的歷史與記憶卻不只是一種客觀的事實，而更是一種主觀的參與與創造的結果，它充滿價值與意義的滲透。

西方哲學家休姆（David Hume）就以記憶來規範人，人不是別的，就是一連串記憶的集合罷了，離開記憶，人也不過就是片斷的影像，缺乏意義的統一性。依佛教，人的眼、耳、鼻、舌、身、意是前六識，這六種意識只是意識，還不足以構成一個個別的「我」，必須要有一種特殊的能力才能將前六識當做是「我」，這就是末那識的作用，也是我執的根本來源。有了記憶才有我，也才有相應的歷史、世界及一切，當我們失去記憶，即使生理生命依然存在，然而已不成為「我」，也不再構成任何意義的內容。如果歷史就是一種集體的記憶，如佛家所說的共業，那麼，人如果離開了歷史也就離開了自我定位的基礎，當然也就進入片斷的飄盪與虛無之境了。

歷史不僅只是我們用以自我定位的根據，同時它也是我們用以展望未來的不二法門。人是歷史的動物，而人的理解又是由歷史提供視域與意義結構，因此，人也就必然以歷史做為前理解的基礎，以此而展開對現在的理解與對未來的設計。所謂未來學雖然是以未來的可能做為其關心的對象，但事實上它仍然是以歷史做為基礎，所有對未來的預測與理解，都不過是過去經驗的推論而已。值得說明的是，這樣的說法並不是否定未來的重要，而是要重申未來的意義與方向仍須由人決定，由人的歷史所決定。而人的重要性不只是因為他是歷史的總結，而且他也是歷史的參與者與創造者。人雖受歷史的影響，但並非被歷史所決定，我們並非宿命論者，我們在受歷史影響的同時，也選擇了現在與未來的可能，也就是選擇了歷史的可能。此中，決定性關鍵就在人的歷史感與自覺性。歷史感告訴我們這世界是什麼，而自覺性則提供了選擇與創造的可能。

大學生是國家的知識份子，也是人民中最具知識能力與自覺能力的一群，當然也就負有理解歷史、創造歷史的責任。無論我們願意與否、喜歡與否，大學生無法逃離社會責任與歷史命運，除了勇往直前，樂觀積極，我們別無選擇。另一方面，大學生在面對全球化的時代，也應該要有全球化時代的歷史觀，我們不只是理解自己的歷史，也要掌握全球的歷史。我們由自己的歷史中自我定位，也由全球的歷史中避免封閉與獨斷，進而展開更為寬弘的視野與胸襟，成為具有全球價值觀的新時代菁英。

浩浩淡江，萬里通航，新舊思想，輸來相將。淡江大學的學生不只是淡江的學生，更是世界的學生，要以紮實的學養、恢弘的胸襟、溫厚的性情，勇於承擔歷史、創造歷史。揚揚壯志，捨我其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