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時間：二月十七日

演講地點：台北校園325室

講題：從記者到專職作家之路

主辦單位：淡江時報社

【記者蔡欣齡整理】鍾文音形容自己是「晚熟但蛻變很快」的作家，而且她是在當記者之後才開始寫小說。記者是一個窗口，讓她藉此認識現實環境；不過對創作者而言，她需要的養份不止這些。

晚熟到底有多晚？當初是因為母親的期望才進入大傳系就讀，大學四年看了很多電影，對影像很有感覺，她甚至將這個階段對於電影的愛好，列入她日後走向繪畫、文字創作的養成教育，而那時對文字的感覺還很「無名」。畢業後到侯孝賢電影社當製片助理約兩年，後來考進聯合報跑美術新聞。從電影到新聞，她開始大量接觸文字。「跑線以後看不到真實面」，記者工作的弔詭之處，使她經常反省自己；她說：「記者是無我的，作家剛好相反。」於是她想要創作，用文字自我治療。第一篇短篇小說＜怨懟街＞即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

鍾文音說，記者與作家都要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及好的文筆，像馬奎斯和海明威都是傑出的記者，就是個例子。所不同的是，記者要靠事件的堆砌才能存在，而作家卻必須面對自己；而沒有任何採訪路線非得這個人來跑不可，「記者是可以被取代的，像機器被拔去電源線一樣。」相對而言，作家是自發的，作家的自我也不能被取代。

鍾文音終於在一年半之後離開聯合報，隨即飛往紐約學畫。在異地，她享受著孤獨，「當自我只是一個存在，就會回到生命的本身」。回國以後，自由時報找她寫旅遊報導，一個月交六個版面，一年可以出國多次；為了生存，她接受這個「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工作。無論如何，寫出來的報導時常「跟內心的呼喊是兩回事」。她覺得自己的反省能力不能關掉，而反省能力是檢視自我的窗口，也正是作家的良心。

她終於辭去工作，採訪電話簿裡的人瞬間跟自己沒有任何關係。「大部份的作家都有創作的高峰期，我不想把往後十幾年的時間浪費在記者生涯中。我想應該是去挑戰大部頭小說的菁華時間。這是我離職的最大意義。」但是生存呢？「接一點不違背良心的案子去做，把生活花費降到最低。」她是擇艱難而行了。

關於當作家的條件，鍾文音說：「與生俱來絕對是存在，後來的養成也是必然。與生俱來就是，我常確定自己不是玫瑰花這種種籽，大概是會成長成大樹的種籽，所以時間比較慢。人都是需要被撞擊的，所以我很珍惜跟你們見面的機緣；很可能你們只是因為我的一句話而開啟了那個種籽，我只是一個春風吹過你們生命、行經你們生命的一片風景……」鍾文音的種籽是被侯孝賢的電影「童年往事」所開啟，開啟了她對土地的經驗。至於作家的養成，那就是「不斷地回歸自我」。

鍾文音鼓勵在場的記者同學們，往後可以在這個磨鍊的基礎上，找自己有興趣的主題紮根下去，「在水面上留下刻痕，因為只有自己是時時刻刻存在的。」她提醒同學們，在年輕的時候，可以藉由記者這個窗口接觸世界，但是不要喪失反省能力。記者的筆有時候比刀還可怕，所以下筆必須謹慎。尤其現在臺灣的媒體環境很粗糙，「人被鎂光燈一閃，腦子都會糊掉。」「尊重筆就不要污衊自己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