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題：華爾街往何處去

演講人：賴英照（前司法院院長）

時間：2012年3月1日下午7時20分

地點：臺北校園

經歷：曾任行政院副院長、司法院院長，先後畢業於

中興大學法學士、臺灣大學法學碩士、美國哈

佛大學法學碩士及博士，長期擔任財經首長，

也是著名財經法律學者。

【記者賴奕安整理】2011年9月紐約有千人參與「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抗議金融機構高層的貪婪及長期貧富差距問題。這場佔領運動從美國本土影響世界上千城市，在臺北也有「佔領臺北101」相呼應。從示威民眾高舉的「We are the 99 percent」牌子中，可以觀察到經濟資源及所得分配的問題。

根據統計，1980年美國企業CEO的年收入是勞工的40幾倍，但在2007年時飆升300多倍，加上2008年金融海嘯時，美國政府先後提撥1730億美元紓困企業危機，其中1億美元落入高層人員的口袋。從美國的社會財富結構來看，金字塔頂層的前1%，擁有全國3.5成的財富、前20%擁有全國8成的財富、底層80%的民眾卻只擁有1.5成的財富。放眼世界來看，前1%的富人擁有4成的財富，其差距更加懸殊。

這場佔領運動其中一項訴求是，無論華爾街的金融企業，或是製造業，這些1%的富人擁有經濟面及政治面的影響力，長年以來影響著立法和國家決策，造成其他 99%民眾卻受到社會不公及所得分配不均。但事實上，古今中外，在商業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下，都有社會問題的產生，如唐朝杜甫〈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中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在描寫當時富人與窮人的社會差距寫照。因為資本主義「贏者全拿」的觀念深植人心，按功論賞的價值觀非常普遍，只要越成功就可以持有越多的財富，因此，有人認為貧富差距的擴大與現今全球化社會有極大相關，但是貧富差距並非我們社會的本質，而是制度設計上出了問題，掌權者不該讓少數有錢人更有錢，不應背棄多數的中產階級，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有穩固的中產階級，就可以穩定社會，反之，國家社會則容易產生動蕩不安。而資本主義是現階段最可行的創造利潤制度，但從這場運動中，我們可以當作一個警訊，並思考資本主義下所延伸出來的社會問題是否有更好的處理方式。

過去美國的社會，貧富的問題一向被當作階級鬥爭的議題，加上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長期的經濟繁榮創造出堅實的中產階級，因此不太有人討論這項議題。但隨著金融貿易全球化、金融海嘯及量化寬鬆的政策，造成中產階級資產縮水，貧富差距擴大，讓許多人開始論辯相關議題。

2011年8月巴菲特曾投書《紐約時報》透露，他繳稅的稅率是17.4%，比他的祕書還低，因此主張富人應繳更多稅。這項提議讓美國總統歐巴馬，在 2012年1月的國情咨文中提出「巴菲特法則」（Buffett rule）的稅制改革，也就是對收入達百萬美元以上的富豪，提出至少負擔30%的稅率，巴菲特法則是為了避免百萬富豪所繳的所得稅比中產階層納稅人還少。而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蓋茲在2008年提出「創新資本主義」，主張營利事業應該要兼顧其他人的福祉，他肯定資本主義是好的制度及企業必須要創造利潤為目的，但必須因應現況提出改善方案，例如，不該只為了符合市場的需求，而沒有照顧到人們的需要；企業也不應該為了賺錢就忽視窮人的權益，因此他主張，企業應該要和政府合作，相互推動對社會有益的事情。

從以上的例子看來，我們必須回到基本面，就是企業的存在目的為何？是否就是以創造最大利潤為目標？美國從90年代初期，即已開始討論公司社會責任與股東權益的問題，這些問題至今仍在思辨中，有人主張企業社會責任就是服務出錢的股東，所以必須要創造利潤達成使命，社會福利並非是企業家的專業；也有人主張企業必須負擔社會福利，才能讓社會更美好。

所謂「企業社會責任」，從社會大眾來看，是給予公司和經營者一種「責任」，但是從公司內部來看，是給企業經營者一種「權力」，使用公司資源來做事情，包含獎助學金、投資公益等捐款，然而，到底這些經營者能不能使用公司資源來實現社會公益？仍需要商討，不過如果企業可以照顧好股東權益，又能實現社會福利的話，或許可用「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精神，來善盡公司經營、完成更寬廣的社會服務，也能讓我們的下一代有足夠的資源和環境來發展。

金融海嘯過後，曾有美國記者訪問歐巴馬時問到，為何不把雷曼兄弟等人繩之以法？歐巴馬意有所指地表示，其實這些人做的事情不見得違法，而法律也無法規範到個人的道德觀。因此，從「佔領華爾街運動」來看，表面上看似探討貧富不均問題，但事實上也和體制有關，但法律的規範無法面面俱到，除了要訂定完善的法令規章，讓企業有所遵循外，最重要的是「倫理」（Ethics），可以補強法律無法規範之處。假使有良好的法律基礎，加上企業經營者的真心造福股東和社會大眾，這樣就能促使社會朝向良性的發展，也會讓華爾街變成更美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