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李蕙茹整理

攝影／賴意婕、鄧翔

我們何時要相信直覺？何時要召喚理性出來對抗直覺與偏見？我們總認為能理性思考，但行為卻常受未知因素影響。心理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納曼的《快思慢想》將大腦分為系統一、系統二兩部分，並介紹了許多有趣的行為實驗，讓我們對大腦的複雜與非理性恍然大悟，也讓我們省思何時該相信直覺，何時該三思而後行，避免陷入思考的偏誤，以及如何在商場、職場和個人生活中做出更好的選擇。作者推翻了經濟學對人的決策是理性的假設，首度披露「直覺偏見」和「邏輯捷徑」如何在不知不覺中，決定了我們自以為的生活與社會樣貌。

經濟系主任鄭東光的專長主要為：應用賽局理論、財務經濟學、非主流經濟學；產業經濟學系助理教授池秉聰的專長主要為：代理人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本刊特邀請兩位專家進行深度對談，為讀者解讀「快思」與「慢想」。

迅速論斷與理性思考與人類的遺傳及進化有關

記者：同意書中作者將大腦分為系統一系統二兩部分嗎？請兩位說說您的看法。

經濟系副教授兼主任鄭東光（以下簡稱鄭）：作者描述系統一較衝動、論斷迅速，系統二較小心，傾向懷疑和批評，負責理性思考。我認為系統一和系統二這種思考方式是每個人都有的，但兩者並非各自獨立；系統一有如主帥，系統二則像軍師。我個人的經驗是：主帥有需要時會呼喚軍師來提供好意見，但軍師經常沒有做好。

產業經濟學系助理教授池秉聰（以下簡稱池）：康納曼的分析和佛洛依德「自我」、「本我」有關，系統一是自我，系統二是本我。進化過程中為了要生存，所以必須快速反應，系統一是我們能存活到今天重要的主帥；系統二是人類高度進化的系統。我們約到二十幾歲，系統二才逐漸發展成熟，所以目前法律規定我們到一定年紀才須負法律責任，因為系統二是較晚熟的，小時候一些叛逆、倔強，是因為系統二還無法管住原始的自我，所以我相信每個人都有類似的經驗。

鄭：誠如秉聰老師所說，我們難免受遺傳影響。遠古的老祖宗在野外碰到狀況，需要立即反應，現今我們不在野外，通常不須立即做決定，但遺傳的影響還是存在。再怎麼說，生存還是最重要的，所以系統一傾向簡化事情，以便迅速決策。

長痛真的不如短痛嗎？多數人會忽略痛苦與快樂的長度，只在乎最後的強度

記者：本書有無對兩位造成衝擊？

鄭：讓我驚訝的是書中提到的峰頂和尖尾效應，意思是痛苦的長度不重要，重要的是痛苦的最強高度與結尾。俗話說：「長痛不如短痛」，但作者所觀察到的，恰恰相反：多數人會忽略痛苦長度，只在乎最後的強度。

池：這也是我的驚異處。康納曼除了提到痛苦也提到快樂，快樂的感覺也如同痛苦，經過一段時間，我們常常只記得頂峰和結束，中間過程記的並不清楚。很多人拍照、寫下文字，為的就是補足中間的記憶，但其實並無法真正把這段回憶保存下來，最後能記得的快樂程度，大概就是頂峰和結束。

這讓我體悟到，人在追求快樂的過程中，不是到達極樂狀態就完美了，在極樂狀態會慢慢倦怠，慢慢的會感覺不到快樂，所以時苦時樂反而是均衡的發展。考慮到時間的因素，快樂會遞減，痛苦也會遞減。

鄭：秉聰老師所言讓我想到書中也有提到，快樂和痛苦經常是建立在記憶上的，難怪一般人度假要帶照相機，否則難以回想度假的景況。康納曼也說，記憶經常是選擇性的、易誤導的；當下的經驗其實應該更重要。但我們總是透過記憶來體會快樂，所以人真的不容易活在當下。雖然活在當下很重要，但很難！

承認「人」的有限、莽撞與盲點，試著從多元角度去思考

記者：應如何下正確的決定？

鄭：康納曼承認做了那麼多研究後，他自己的改變並不大，有時還是很衝動，但起碼他會自覺到這時可能是系統一在掌控。如何下正確的決定？我的看法是：首先，盡可能不要在情緒當下做決定，提醒自己情緒過了再決定。其次，我們要承認自己的有限與盲點。當你願意承認時，你才可能去留意它。久了之後，會養成三思而後行的習慣。

書中也提到，因為系統一喜歡簡單、一致，所以易有成見。康納曼稱之「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類似「坐井觀天」。我們還蠻喜歡坐井觀天的，因為這樣看事情比較簡單、容易得到結論。但「坐井觀天」會讓我們自以為是，因此需要學習傾聽不同的意見。

池：康納曼建議「試著從不同的角度去想」，不同的描述與講法，在「框架效應」裡會帶給人不同的感覺。基本上就是要呼叫系統二，不可以全讓系統一來做決定。譬如「存活」議題，你意識到存活帶來希望，而死亡則帶來恐懼。以不同方法來描述議題，若都帶給你相同的決定，那也許就是你要的答案。反之，則要靜下來仔細想想。

很多人不知道他們不知道什麼

記者：請兩位分享書中有趣的部分。

鄭：對我來說，最有意義的是書中第三部分「過度自信」。我們經常低估世界的複雜性，自以為夠了解過去。作者認為所謂「瞭解過去」是個錯覺，我們只是為過去提供了看來合理的解釋，但這並不等於事實。

作者提到，自以為能了解過去的錯覺，也會強化我們自以為能掌控未來。作者舉了幾個親身的例子：他曾在以色列設計一份心理測驗，以挑選誰適合當軍官。但事後追蹤調查，發現原本的預測幾乎誤判。原先認為的明日之星，其實不理想；而原先認為不適合的人，卻表現得不錯。作者又舉了另一個例子：他到華爾街專門替富人操盤的投資顧問公司做投資績效的研究，結果顯示不出有專家的效果，但多數相關人士對此結果不以為意。

我很喜歡物理學家費曼說的「很多人不知道他們知道什麼」；這話也可說成：「很多人不知道他們不知道什麼」。專家有時會陷入訓練有素的陷阱，包括我自己；一套東西操作久了便視為理所當然，因此陷入過度自信的錯覺。

作者特別提到，把一套似乎合理的理論當成工具操作一段時間後，就不易察覺這個理論的不足或盲點。這也是過度自信，值得任何學科的主流專家警醒。另一方面，專家會猶豫要不要講不知道或不肯定；因為一般人預期專家不能不知道。當然，本書也提醒，專家不見得是故意誤導、欺騙你；專家也是人，有其限制。

池：書中提到判斷時常受到系統一的捷徑影響。特別是在沒有背景知識，卻必須做出判斷時，一個完全不相干的東西，可能是唯一可拿來作參考的。康納曼讓學生回答「有多少非洲國家是聯合國會員？」他用幸運大轉盤，讓大家抽隨機數字。同學知道隨機數字和要判斷的對象並無關係，可是抽到大數字的人卻會從那個數字去減，抽到小數字的就會從那個數字去加，這一加一減的結果，抽到大數字的人依舊高估，抽到小數字的人還是低估，但參與實驗的學生都不自覺。這個結果讓我很驚訝，因為他們還將這篇文章發表在頂級的期刊上，代表這是震驚學界的研究，可見我們在做判斷時，有可能受到有許多不相干的因素影響。

對專家存疑、當局者迷、別以成敗論英雄、快樂地生活

記者：如何將書中所學應用到生活？

鄭：如果要將前述所提的「過度自信」應用到生活中，我的基本建議是：第一，對專家存疑！表現越自信的專家，我們越要啟動系統二來慎思明辨。不論專家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過度自信，最後決策的成果是我們自己承擔。這對專家不見得是傷害，也許會卸下專家的壓力。

第二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有時聽聽他人意見，比較不受自身情緒影響。另外，康納曼多次提到運氣很重要。他把凡是我們難以掌控的東西統稱為「運氣」。他提及決策結果的好壞可能會受難以掌控的因素影響。一個原先不看好的決策，也許有好結果；一個思慮縝密、面面俱到的構想，可能成果遠不如預期。除了決策本身外，許多外在因素會影響結果。因此，儘量不要以成敗論英雄；因為成功可能是「運氣」所致，相同構想換個時空可能產生很糟的結果。

身為老師，我常體認到「教學相長」不是口號。正在學習中的學生的提問，有時反倒觸及很根本的問題，那會刺激我去省思自己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甚至提供我不同的思考角度。

另外，作者提及「月暈效應」。簡言之，就是我們經常誇大，不論好壞。我認為人性很複雜，好人不見得總是好，壞人也不見得無可救藥。若要總結從《快思慢想》一書所得到的總體感想，我會說：有時，「快」其實是「慢」；「慢」則是「快」。快下的錯誤決策，還要重新修改，反而慢；不在情緒當下做決定，慎思後行，反而是快。這呼應了「欲速則不達」的老話。

池：書中提到對不確定、風險的評估，誠如東光主任所說，就是運氣，在事先知道不同狀態的機率下，可參考書中第411頁提到的四象限點，不同的情境會導致你做出不一樣的判斷。人在做決定時，其實並沒有一定的風險趨避或愛好，不同條件下，會做出不同的決策。

在生活上，我覺得，一個人之所以會「這樣做」，就是因為覺得「這樣做」很快樂，這沒有什麼不好。我想正因為人性各異，世界才更豐富。系統一的瑕疵是康納曼在很特定的情況下才造成的，大部分的情況下，系統一其實運作得很好，而研究人員為了測試，所設的那些情境，正是系統一容易出錯的特殊情況。

例如，「基數效應」，我們在判斷一個人的「職業」時，當聽到「他內向害羞」的描述，那他可能是圖書館員或銷售員的職業的可能性有多高？大部分人可能覺得他是圖書館員，而忽略了基數。社會上有多少圖書館員？多少銷售員？圖書館員其實比例很小。但我認為，這是刻意設計出來的題目，基本上我們聽到一個人的描述，判斷還是滿正確的，有時相信直覺很重要，但有時還是要停下來思考，就像東光主任說的三思而後行。

鄭：何時相信直覺？書中提到有效直覺，有些專家直覺可信度很高；康納曼因為自身經驗的關係，不相信專家直覺。後來他和一位支持專家直覺的科學家合作，他們得到一個共識，如果專家的技能是來自一個穩定的環境，每一個決策都有快速、明確的回饋，則在長期穩定、可預測的環境下訓練出來的技術，就滿可靠的，如消防員、象棋大師等。但如果專家直覺是針對很難預測的環境，參考性就比較低。所以專家直覺可不可信，要看環境的條件。

為經濟學注入新力量

記者：康納曼獲得經濟學獎的意義貢獻，及和主流經濟學的差異？

池：康納曼在2002年和弗農．史密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兩人分別為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的研究者，這樣的安排，為經濟學注入新的力量，這個新的力量不只考慮原始教條，也考慮了心理學的面向。一直以來經濟學和社會科學被認為不能做實驗。

因為實驗有小樣本的問題，經濟學或社會學是多人共同互動的結果，少數人要如何代表多數人？還有待克服。除了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隨著技術的發展，透過腦照影實驗，看到人腦運作，大腦構造和個性與決策品質有關，這方面的影響持續延燒著。

鄭：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康納曼和弗農．史密斯。弗農．史密斯是經濟學家無庸置疑，但康納曼則是心理學家。此外，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三位得主中的法瑪（Eugene Fama）和席勒（Robert Shiller），也算是強烈對比，前者可以代表標準的主流經濟學，後者則對主流經濟學有些質疑。

其實，諾貝爾經濟學獎更早之前也曾頒給一位心理學家赫伯．賽門（Herbert Simon）。賽門的學術成就橫跨心理學、電腦科學與經濟學。主流經濟學假設人全然的理性，賽門並不同意。但當年少數不同意的聲音，並沒有形成實質的影響。從賽門初提「有限理性」這個概念，到康納曼把「有限理性」佐以更多觀察或實驗的證據，終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中間經過了數十年。

康納曼的理論和主流經濟學有蠻明顯的差異，他強調人會根據自選的「參考點」進行相關比較；比較的結果則以「得」或「失」來呈現。他特別強調一般人更在乎「失」，因此有所謂的「損失趨避」。

從2002年的康納曼到去年的席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人選是不是反眏了越來越多人注意到經濟學已經在默默的蛻變？我猜是！